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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鲁特:资本与共谋:全球经济发展的政治逻辑

2019-03-14 09:41
  

  风险、不确定性以及社会进步 

  未来是不确定的,发达国家拥有很多工具来量化不确定性,并将之转化为已知的风险;通过计算多类事件的概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可预见性。发达国家还可以依靠社会机制来帮助其管理风险,如私人金融服务和保险经纪及政府福利项目等。但在发展中国家,类似的努力却屡屡受挫。复杂的经济理论将发展等同于资本积累,认为问题在于国家投资所需资本和可用资本之间的差额,即融资缺口;发展中国家无法聚集足够的资金来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许多多边机构和双边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联合国开发署——对世界上饱受动乱和贫穷折磨的地区施以援助。然而过去50年,对贫穷地区上万亿美金的援助,也未能成功地消除一个国家内不同阶层的差距,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结果事与愿违,在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财富差距居然达到历史高点。

  资本短缺本身就是诸多其他因素的综合反映。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而言,不是解决资本短缺问题就可以缩小发展差距,也不能仅归因于不确定性和风险之间的差异。不确定性指难以明确认知的事件,而风险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估测。国家致富的要义在于如何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认知),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所以在经济绩效方面差距悬殊,根本原因在于后者缺乏能够有效管理风险的机制。其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如公共部门普遍管理不善使个体无法充分运用自身的技能和资本从事有效的生产活动,再如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及商业保险机制,来抵御基本的市场风险。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风险管理推高了国际投资和增长的成本,并导致其资本受到系统性的低估。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难题就在于:那些能够制造风险的人正是现行制度的受益者,由他们建立机构促进经济增长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而将改革失败归因于缺乏资本积累或国内体制僵化,则是容易的。

  排斥的代价 

  20世纪90年代,投资者一度被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改革、放松管制、改良的政府及私有化的魔笛所吸引。到2004年,这些投资者仍不明白,为什么该地区再次被列为金融灾难的火山口。经常光顾世界金融急诊室的拉丁美洲似乎没有得到根治。难怪像阿根廷和巴西这样久病不愈的国家开始怀疑,旨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自由主义+财政紧缩的药方是否真的对症。20世纪90年代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政治领袖和政党已经告别了舞台。尝试了10多年的自由经济政策会不会被放弃?尽管拉美地区领导人接受了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高风险市场激活政策,但他们没有能力将市场风险分散到那些有能力承担的人的头上。

  “金融医生”们似乎忽略了该地区脆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致使患者对药方产生了不良反应;大多数拉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仍居世界前位。几乎所有的已知数据都表明,除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以外,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发展中地区。当地前10%的富人占据着48%的财富,当地富人和穷人的生活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唯独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是一致的。

  在缺少共同参与的社会,自由主义政策获得的支撑微乎其微,在贸易、教育、税收和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的政治共识也十分有限。由于政策改革对各经济阶层的影响截然不同,经济纲领在不同政党之间大幅摇摆,财政问题悬而未决。收入不平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增加了改革事后逆转的可能。飞涨的犯罪率和人们对主流机构及其代表的蔑视凸显了社会的不稳定。

  拉美地区经济自由主义的表现暴露了政府能力的不足。为吸引国际投资,政府出台了减少赤字、稳定汇率、建立金融市场、扩大贸易开放、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等措施,并进行了广泛的私有化改革。但在成功吸引大量投资后,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如健康、教育、通信、交通基础设施。产权保护、对公共产品基本需求的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法律系统的完善和制度建设等也没有得到重视。虽然宏观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政府失灵使投资对发展的推动作用大打折扣,并未让所有社会阶层受益。

  在遭遇经济衰退的威胁时,国家统治者通常愿意将经济政策制定工作交给技术官僚。然而,那些为国际机构和私人投资者提供建议的经济学家没有考虑政府机构的基本诚信状况,而这对政策目标的实现是十分必要的。经济学家虽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达成了共识,却忽视了复杂的公共风险管理机制,而这恰恰是相应政策在发达国家获得成功的基础。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让人们在遭受经济衰退冲击时获得相对的稳定,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让广泛的社会安全网络和欠缺耐性的风险管理机构对该区域的政策建立信心。

  没有相应的社会稳定性,就没有改革的社会基础。一些国家面临的社会冲突让人们对改革的动力和可持续性疑虑重重,最终导致资金从该地区流出,经济改革陷入混乱。因此,提高风险处置能力,让最易受到变革冲击的人群产生信任,对改革的推行尤为必要。而政府管理风险的前提,是取得民众对其公正处事的信任。

  此起彼伏的危机 

  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制度缺陷、分配冲突、市场波动的戏码交替上演,而三者的联系在2001—2002年的巴西竞选中尤其突出。2002年,巴西经济面临崩溃的风险,人们对政策逆转的忧虑导致巴西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情绪。左翼候选人路易斯·伊那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的上任引发了货币政策的不确定,因为他的政策主张对此前的市场改革提出了挑战,可能导致政策的突然左倾。他称银行为“寄生虫”,称外国投资是“国际勒索”,发誓要“中断由偿还外债引起的大量资源外流”。对政策逆转的担忧导致巴西的投资环境一时萧瑟,资金外流,货币贬值。资本的迅速逃离是对卢拉在民意调查中初战告捷的当头一棒。预期巴西货币贬值的投资者纷纷抛售雷亚尔,不仅使其政纲的预期落空,还引发了失业和通胀的周期性风险。此前IMF在对巴西援助时只考虑了宏观经济问题,似乎认为政治策略与之毫无关联;援助的目的是提振投资者信心,使其相信外汇储备足以预防货币贬值。这些干预措施并未考虑政治因素,因而时常遭遇争议甚至否定。IMF的注资为政府提供了同债权人周旋的时间,而政治亲信则趁机以更优惠的汇率抽离资金。中央银行汇兑柜台上的“政治恩庇”激起了指控,称IMF的干预助长了资本的外逃,这与其初衷恰恰背道而驰,继而使之卷入了当地的政治纠纷。

  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长达10年的市场改革没有为当地带来繁荣,也没有带来文明。尽管巴西作为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接受外国贷款和投资最多的国家,有潜力引领整个地区经济的增长,但巴西金融的不稳定却成为该地区灾难的象征。1994年市场改革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当选巴西总统之后,市场信心曾经备受鼓舞,然而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却从29%上升至60%,同时巴西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仅为1.3%。虽然卡多佐和他的央行行长与财政部长在国际银行界成绩斐然,但他们筹集到的1400亿美金国际贷款仍然没有阻止巴西人民的生活水平陷入停滞。事实上,经济增长并没有推动制度的完善,在巴西普通民众的眼中,“未来会更美好”不过是一句虚言。卢拉对这些疑虑做出回应,称国家正在被“一群银行家的投机和贪婪”所洗劫;他认为自由化不过是一个骗局,当地企业向外国银行支付资金,却永远无法从其获得贷款。用卢拉的话说:“8年来,大家一直在推行私有化这个荒谬的体制,结果导致了国家76%的资产流失。”

  巴西的债务会阻碍其增长前景吗?尽管经济学家倾向于将此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来考虑,但政治因素仍然举足轻重。高利率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引起涉及分配问题的异议。巴西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债务承担能力也不免受此影响。进一步的经济紧缩将加剧社会的不平等,使经济改革威胁到政局的稳定。如果巴西人民能够达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政治共识,那么将可能得到国际贷款项目更多的支撑。

  巴西干涸的资本市场无力为当地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企业的贷款期限通常不足6个月,故此其难以在全球贸易中受益。由于本国资本不足,巴西的大型企业(主要是石油、电信和金融企业)通过在国际市场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这些债券的年利率通常高达21%~22%,期限为30个月。

  短期融资成为家常便饭,这就违犯了“勿短贷长投”这一投资基本准则。疲于应付短期贷款的企业,其处理危机的能力往往不及能够获得长期贷款的企业。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最终严重失衡,同政府的遭遇如出一辙:当真正需要长期信贷时却背负着过多的短期债务。

  利用国外贷款在国内开展业务,意味着企业需要承担另一项债务风险。为还贷而抛售雷亚尔换取美金,压低了巴西的汇率,本国货币的急速贬值又使债务偿还雪上加霜。随着企业抛售更多的雷亚尔来偿还外币债务,巴西陷入了汇率持续下跌、贷款成本日益提高的恶性循环。在巴西,出口仅占GDP的10%,而债务相对于出口的比率却高达400%;年度外债清偿相对于出口的比率为90%(约为亚洲新兴国家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在此背景下,以美金计价的私人部门债务进一步加深了巴西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巴西国内资本匮乏的原因之一,是企业为了获得贷款必须与政府展开竞争。2001年,巴西财政部发行了2355亿美金债券,而企业同年从国际市场筹集到的资金只有209亿美金。投资者倾向于购买高收益、零风险的政府债券,而非私人部门的股票或债券。随着公共债务的增长,利率被推高至两位数,私人部门贷款成本不断攀升。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政府资产负债错配、金融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彼此关联,难以各个击破。财政扩张、信贷疲弱及金融部门的轻率行为,源于影响力、地位和财富不平等的政治环境,权贵主义和权力滥用也因此泛滥成灾。

  资本市场的疲弱,限制了人口优势对拉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梅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关于98个国家创业融资情况的研究显示,智利排名第29位,巴拿马第34位,阿根廷第45位,秘鲁第50位,萨尔瓦多第54位,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第64位(并列),玻利维亚第67位,巴西第69位,危地马拉第70位。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拉圭排名垫底,分别位列第82、84、87、88和89位。拉美地区的资本市场尤其疲弱;(上市)企业数量占人口的比率仅为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IPO(首次公开募股)企业数量占人口的比率不及世界平均值的十分之一。

  商业银行在拉美金融系统占据着主导地位。其行业集中度高,以大客户为主要贷款对象。该地区的消费信贷稀缺,股票市场规模有限且流动性差,借贷利差很高。2001年法律修改之前,墨西哥银行被禁止向小型企业或企业家个人提供贷款。由于缺乏抵押财产的评估方法,贷款水平始终处于低位。企业的规模和存续时间成为影响企业贷款的重要因素。历史悠久的企业通常更容易获得贷款,因为创新企业无法与之争锋。

  成熟的企业不会受到新兴创业者的威胁,因为有能力挑战现状的新企业无法获得融资。但是,成熟企业所享受到的相对稳定是以牺牲就业增长和竞争力为代价的。作为该地区表现最好的国家,只有智利的银行对私人部门贷款超过了GDP的50%。在秘鲁和阿根廷,该比例约为20%。拉美地区的资本市场呈现出高度割裂的状态,中型企业的贷款利率为25%~40%,而小型企业的贷款利率高达60%。拉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之低与东亚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据瑞银华宝企业(UBS Warburg)估计,拉美企业在2001年的净资产负债率仅为26%,而日本企业高达277%。韩国企业1998年的净资产负债率约为300%(极端情况为600%),2001年下降至198%。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进行债务融资,加之资本市场疲软、净资产负债率过低,造成了拉美市场的困境:为了偿还高利率贷款,企业被迫要求更高的回报率,否则就是在银行资产组合中注入了高风险项目。通常在稳定的资本市场能轻易促成的商业交易,在这里却难以成行。

  在过去的30年里,拉美地区的宏观经济波动超过了其他任何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后期,该地区的年均通胀率接近1500%,而人均收入较80年代初却下降了10%。宏观经济的波动侵蚀了储蓄存款,也削弱了履行合同的承诺。遗憾的是,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潜在投资者都认为财政纪律同样存在变数,对政策逆转的担忧,增加了政府融资的成本。

  由于拉美国家无法做到未雨绸缪,其财政政策调整呈现出“顺周期”的特征:各国财政部长通常在经济衰退时期削减支出,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开支而非储蓄。财政政策的制定本该以防止经济波动为目标,而他们却违背了稳健财政政策这一黄金法则。在拉美地区,唯独智利在经济繁荣时期采用了积极的反周期财政政策。顺周期财政的后果是,该地区在经济衰退时期大幅削减预算、降低财政赤字,医疗和教育支出往往首当其冲,这使得穷人的境况更糟,所造成的损失即使在经济回暖时期也难以挽回,这让该地区的贫困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脆弱的体制、不健全的法规和错位的激励机制交织,导致拉美地区难以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该地区的预算制定也缺乏透明度,对固定资产和动产产权的保护不力,对抵押贷款的法律保障也十分有限。

  拉美地区法律系统运行不畅,征信系统建设乏力,即使对精英阶层也是如此,这阻碍了小型企业在当地的发展。该地区的法规十分复杂,实行前后不一,使企业难以获得合法地位。由于正规企业的设立程序太过烦琐,许多企业家开始采用灰色做法,而重返正规运营模式的可能性极低。过度的政府监管令企业的正式运营入不敷出,但非正规的运营又增加了企业外部融资的难度。因此,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拥有大量的小型家族企业,但他们鲜有机会成长为大中型企业。

  负债累累的政府 

  虽然拉美地区公民有大量可供投资的储蓄,但私人部门仍然对资金饥渴难耐,因为公民储蓄存款被用于偿还政府债务了。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该地区四大资本市场中的三个),政府债务在总债务中占有很高的比重,智利在这方面仍然是一个例外。拉美地区的金融市场疲软,还表现在银行持有的中央政府债务不断增加。2003年,中央政府债务占(整个地区)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为55%;在巴西,该比例为28%,墨西哥为22%,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10%~15%。

  共同基金本应包含投资于不同行业和企业的一揽子股票篮子。但在拉美地区,共同基金主要被用于投资政府债务。基金经理有时不得不出售优质资产以购买政府债券。阿根廷政府在获得贷款后甚至允许银行对储户违约。这种政策削弱了基金经理多元化投资组合的动力,从而背离了规范的金融理论。

  由于政府大量借贷,私人部门被挤出了信贷市场,这让拉美地区的金融市场更加疲弱。银行成了政府风险的聚集地,强制人们以国际货币进行储蓄,以支撑长期的财政赤字。其他投资渠道也因缺少相关制度支撑而遭到封锁。例如,企业治理不善使得小股东权益受损,最终导致股市疲弱。在拉美地区,只有智利在股东权益保护方面表现突出,而其他国家的股权集中度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多数拉美国家过度依赖银行系统,导致银行和整个金融部门唇亡齿寒。投资银行或券商不愿意充当做市商的主要原因,是畏惧市场波动。对于私人部门做市商而言,该地区的市场从未稳定过。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大多数行业中,大型企业垄断力量限制了投资银行承销并购的能力。

  不仅是金融部门,其他方面的制度缺陷在长达10年的宏观经济调整中都没有得到矫正。例如,预算和规则的制定普遍缺乏可预测性,对政府和私人部门账户的审计一再延误。宽松的监管环境不仅增加了银行倒闭的风险及社会成本,而且让一些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赞助商有机可乘。

  人们普遍认为,财政纪律的相对缺乏严重影响了拉美的金融市场。拉美地区巨大的收入差距撕裂了社会团结的纽带,使财政紧缩政策难以推行。

  阿根廷的破产之路 

  在拉丁美洲历史上,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执政时期的经济改革势如破竹。1991年,阿根廷把未来押在了国际政策专家普遍认可的想法上,让阿根廷货币比索以1:1的比例与美金兑换。这个理念直接源于经济学中的现代金本位理论,对于月通胀率已经高达200%的阿根廷而言,这是控制通胀的有效手段。随着人们对比索的信心恢复,资金开始回流到银行,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各国银行纷纷在阿根廷设立分支机构。高回报率和有利的法律环境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投资者,促进了资本的流动。在高峰时期,阿根廷每月吸引的投资金额高达8亿美金。

  将美金注入阿根廷银行的举措,让梅内姆受到了交口称赞。但他并未借此良机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既没有提高税收以偿还既有债务,也没有削减冗余的政府服务。相反,他扩大了政府项目,增加了政府工作岗位和补贴,而将财政状况置于不顾。梅内姆这位伟大的货币政策改革家培养了一批“影子员工”。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政府机构门庭若市,聚集着一大批好逸恶劳的求职者。经济的增长只是带动了政治赞助系统的扩张。尽管大型国有企业已经实行了私有化,电信、自来水、天然气、铁路、邮政及国家航空企业均已完成私有化,但政府工作岗位并没有减少,保持在200万个左右。《洛杉矶时报》称:“梅内姆拥有一只名为‘国家财政进步’的自主基金(ATNs),供示好的地方政府取用……事实上,后者会冠冕堂皇地申请ATN基金。虽然他们在理论上必须提交书面项目申请,但实际上并不入账。”

  政治赞助在阿根廷已经根深蒂固。一轮紧缩政策刚让阿根廷恢复元气,紧接着就是一轮争取政治支撑的交易,良好的信贷政策犹如昙花一现。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认为,根据人均GDP水平,阿根廷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即使在改革热情高涨之时,梅内姆也从未对阿根廷的公共部门进行整顿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或对高层行政人员的专权加以限制。梅内姆对消耗了政府预期收入40%的政治舞弊行为不闻不问,也从不打击权钱交易和行贿基金。私有化对加强竞争和提高效率收效甚微。虽然梅内姆政府初期的改革深入人心,但他们没有进一步争取选民和政治支撑来推动艰巨而重要的改革,以加强公共治理,进而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

  黑箱掩盖的狐狸尾巴 

  阿根廷2001年的剧烈崩溃令其变成了众矢之的。它所沾染的是拉美地区的通病,包括公共部门无节制的支出。整个地区巨额的预算赤字说明,巨额的公共开支普遍转换成私人的政治赞助(的回报)。政府机构编造的财政假象为这种模式的泛滥推波助澜,财政转移支付不透明暂时掩盖了长期的社会成本。权贵阶层恰好可以在不透明的机制中浑水摸鱼。政府对加强长期契约和金融风险管理的法律基础一直态度暧昧,但纸是包不住火的。

  全球化并没有帮助该地区找到解决政治分歧的方案,相反,全球金融市场的开放让国内乖戾的政治激励变本加厉。由于国家很容易从海外市场获得贷款,各国政府因而不必做出艰难的财政决策。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的巨额赤字恰逢国际金融市场的准入放开期,该地区最强大的经济体得以轻易地在海外资本市场得到借贷,而无须对本国治理进行必要的改革。

  社会分化的财政后果 

  推行等比代表制,使高度分化的社会团体支撑多个政见分歧严重的党派,而后者是导致拉美地区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倾向性的制度改革引起了分配冲突,为该地区的政治局势火上浇油。社会分化催生的不同党派大肆宣扬各自的意识形态,他们在解决财政政策问题上的冲突,导致经济盛衰交替,加剧了政策朝令夕改的风险。

  同多数邻国一样,阿根廷存在严重的税收不公问题,这是新兴国家的流弊。国家很难征收直接税,一方面是因为富人阶层反对,另一方面是因为行政成本极高。同大多数贫穷国家一样,拉美国家政府主要依靠间接税,这通常意味着一种倒退,即将负担落在了穷人身上。这种间接税收是严重扭曲的,而且很难增加。

  对系统性税务改革缺乏共识,是国家大规模举债的重要原因。因为和解决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相比,举债不费吹灰之力。达成政治共识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国家惨淡的财政状况,但金融市场向借款人(财政)收取风险保证金是应该先做的事情。金融市场的不成熟让许多公民无法为经济增长助力,也无法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这也是民粹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自由主义导致了持续的财富集中,进而削弱了政府推行公开市场政策的合法性。该地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引发了暴动,而非促进了合作。该地区的国家需要重建社会基础乃至监管和行政体系,但现实是,该地区的改革却仅仅止步于宏观经济调整的层面。

  拉美和东亚地区的对比 

  拉美经济学家在1995年为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所做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克服了拉美地区治理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几乎恰恰是“亚洲四小龙”取得成功的关键。例如,报告得出结论称,“鉴于拉美地区当下的公共行政能力,若推行统一的(官僚式的)系统管理、信息处理和及时决策,其复杂性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无论军阀、总统或近年来的部长,千方百计攀附地方强人或“领袖”,借助他们的力量,一直是拉美地区典型的行事风格。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必须依靠非官僚人员推行他们的政策,因为在拉美地区,改革的发起和实施并非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即使在智利,准官员的地位也不容小觑,他们在官僚机构占据着15%的席位。一位在墨西哥官僚机构长期任职的早期市场改革者说:“也许没有什么比官僚机构本身更反对改革了。”

  东亚地区的政府机构可信度高,资产分配相对平等,因此公众愿意支撑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现行制度结构也尽早地得到了加强。相形之下,拉美地区的激励措施一方面激发了再分配的需求和政策的摇摆,另一方面引起了大量的规则体系之外的灰色经济交易,资产所有权始终处于高度不平等的状态。这种不平等加上公共部门体制的不成熟,削弱了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信心,加剧了关键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寻租和逃税行为,催生了政治家的民粹主义经济承诺。政府机构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被大大削弱,公众信心也因此丧失殆尽。

  凭借更好的公共风险管理,东亚国家实现了对拉美地区的超越。东亚高增长国家的政府扮演了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缓释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在发达经济体,这通常属于私人部门的职能;另一方面为家庭提供基本医疗、教育、住房和土地产权。通过提高共享增长承诺的可信度,政府成功地降低了市场和社会风险。相反,拉美的政府打着国家的旗号承接风险,却将利益输送给身边的政治亲信。为了降低个体家庭面临的市场风险,东亚国家由政府为其提供产权(土地所有权)保障,努力增强财政政策的可预见性,让所有社会群体有权享受正规银行部门的服务,而拉美国家的政府在这些方面几乎无所作为。东亚国家领导人以广泛分享发展成果为施政纲领,政府的行政能力建设非常值得拉美国家学习。

  极端的不平等使公正的政府机构遭到侵蚀并最终走向崩溃,而再分配政策将拉美国家拖入低资本投资和增长乏力的恶性循环。地方政府通过政治赞助机制进行再分配,最终导致国库亏空,事实上也制造了更大的风险。政治赞助取代了可靠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其诉求恰好利用了公民在贫乏困顿之时寻求帮助的需要。拉美人民陷入了关于再分配权利的斗争中,进而难以创造财富来缓解不平等和贫困的负累。

  值得欣慰的是,所有拉美国家在2003年迎来了10年以来GDP的首次回升。这本是清偿巨额债务的理想时点,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政府借此乐观的经济形势,大肆进行国际借贷,从低利率中得益。该地区的领导人为什么不将债务占GDP比重降低到可控水平,以防范未来的风险呢?他们深知,在经济繁荣时期还清债务并保持谨慎能够缓解下一次经济震荡的痛苦。在过去的20年中,由于金融管理不善,相对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该地区已经丧失了技术和人才开发方面的领先优势。其国际竞争力已经禁不起下一轮到期的巨额债务;过度消耗国库资源进行外币贷款,将严重影响投资环境,并妨碍该地区私人企业的融资、投资与成长。但是,该地区的银行不仅不提供信贷支撑企业扩张,反而仍然依靠经营政府债券谋生。

  该地区的政府领导人应当实行税制改革以增加收入,减少债务,但被低支撑率和低信任度拖垮的拉美政府并没有照此付诸行动。经济低迷加剧了分配冲突,并对民主稳定构成威胁,政治风险攀升进一步阻碍了国际投资的流入。

  从前,人们普遍认为拉丁美洲的问题缘于该地区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改革轻重缓急的误判,认为经济改革应当置于政治制度改革之前。而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行政和司法改革固然重要,但为了保证改革的可持续性,应优先消除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解铃还须系铃人,该地区应将社会改革放在首位,充分利用国内丰富的资源解决自己的问题。偿还地区债务和恢复金融稳定所必需的资源就藏在该地区最富有公民的国内外账户里。该地区的领导人一味指责国际秩序有失公正,引发了新一轮民粹主义的蔓延。事实上,他们试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导致该地区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国内的政治经济。

  分裂的政府折射了社会的分化,拉美国家很少就政府支出的先后顺序达成共识;即使就预算方案达成一致,政府财政也常常入不敷出。穷人拒绝为未享用的服务纳税,富人亦无动力为不需要的服务埋单。增加对富人的直接税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担心调整现行的税率可能会在拉美国家的社会中引起动荡。由于政府自身缺乏拓展税源的能力,导致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期的财政危机,而其公民的储蓄却安然地存放在海外。

  注: 本文由季节摘编自《资本与共谋——全球经济发展的政治逻辑》,中信出版社20178月出版。 

   

     参考英文链接:https://press.princeton.edu/titles/8054.html 

 

 

   编辑: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希尔顿·L 鲁特(Hilton Root)  新莆京投注网站: 《经济导刊》201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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