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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及前景(下)

2019-03-15 07:53
  

  三、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经验 

  (一)参与国际分工,培育内生动力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对严重的外汇短缺、资本短缺、商品短缺。一方面要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口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另一方面,要满足人民的温饱等基本需求以及平抑物价,急需进口一些商品和服务,像彩电、洗衣机、电冰箱。在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存在价格、汇率、税率等双轨制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很难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因此,大力发展鼓励招商引资和货物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是当时走出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 

  首先,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从指令性计划管理和国家统负盈亏到简政放权、藏富于民、放水养鱼,再到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最后到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变迁过程;经历了从外贸经营权高度垄断到逐步放开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再到构建自己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和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方式的新阶段;经历了从外贸企业吃大锅饭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自主经营主体,再到“走出去”打造共享型混合所有制全球跨国企业的演进历程。其中一条重要经验是始终坚持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动摇。值得汲取的一条重要教训是,渐进式、增量驱动、先试点后推广方式推动下的改革开放,到了一定程度,所面对的既得利益阶层将会阻碍改革开放进一步全面深化、攻坚克难、走实走深。因此,需要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尤其是主动有效借助国际金融危机、区域生产网络危机、大国博弈冲击等各种具有系统性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重大事件,趋福避祸、化弊为利、转危为机,打破各种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和障碍,构建面向未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国际竞争合作的新格局。 

  其次,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桶金是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出口起步的,是从招商引资引入外来竞争压力起步的,是从“摸着石头过河”起步的。其中一条重要经验是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创立了用加工贸易这种嵌入跨国企业国际工序分工体系和小经济体的生产和贸易方式,撬动了一个大国的改革开放并获得了经济贸易高速增长之奇迹。其中值得汲取的一条教训,是如何克服工序分工嵌入式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直到2008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规模仍大于一般贸易出口,招商引资仍是许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关键核心技术靠“拿来主义”而不是自主创新。2012年以来,科技创新、工业服务、独立自主才开始成为主导的发展趋势。 

  再次,对外贸易是连接中国经济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渠道。为了鼓励出口增长,中国曾实行了“奖出限入”的对外贸易政策,并采取了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混合发展战略。出口创汇曾经被作为最重要的绩效考核指标。1992年明确改革开放方向,尤其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对外贸易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转向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交换与竞争。如取消了多重汇率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解决了进出口企业购汇结汇难的问题。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位次,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6位上升至2001年的第6位。其中一条重要教训是,培育内生性增长因素,需要处理好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和社会这只“和谐之手”之间的关系,并形成合力。  

  (二)引入外来压力,动态调整战略 

  中国推动“引进来”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引入了外来竞争压力,引入了国内短缺的外汇和资本,引入了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促进了就业、外贸、税收和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外资企业出口额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为16.75%。到21世纪初期,外资企业出口占比已超过一半,达到52%。其意义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与国际市场经济之间搭了一个体制对接的窗口和桥梁,促进了经济和贸易体制转型。   

  而由此带来的教训之一是,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市场是一个渐进适应的生态体系,但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决定了政策和战略很难相应灵活调整。如“引进来”,大家至少经历了引进外资类型及其投资动因的三个阶段性变化:1979-2000年以引进成本驱动型境外资本为主;2001-2011年以引进市场驱动型境外资本为主;2012至今以引进效率驱动型境外资本为主。这些变化要求中央与地方、部门的体制机制政策发生相应的变化。事实上,这是很难做到的。要适应这种变化,一是中国体制机制和政策要更加贴近市场、贴近投资者、贴近民众。二是投资环境和治理能力要加快面向现代化改革。三是主管部门与境外投资者之间要共同与时俱进。 

  教训之二是,如何解决好“引进来”、“本地化”和“走出去”之间协调推进的问题。如推动“引进来”需要构建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制定一套好的优惠政策,打造一个好的服务型政府,引进的企业主体是境外企业。如果优惠政策实施力度过大,就会产生挤出效应,抑制内生增长。同样,推动“本地化”需要构建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制定一套简政放权的公平政策,打造一个法治化的“放管服”政府,企业主体是本地企业。而推动“走出去”则需要构建一个全球化运作环境,制定一套国际化政策环境。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和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的“走出去”战略,合作主体包括中国企业、东道国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这三者之间分类管理容易,统筹协调一致很难。 

  教训之三是,保持各项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透明性很难。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战略和体制机制调整的幅度很大。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透明性,就必须探索旨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事实证明,改革的最大阻力恰恰来自于政府自身。 

  (三)把握历史规律,顺应世界大势 

  中国于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提请恢复中国在GATT的创始缔约国地位。到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了WTO,历时15年。这15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15年,也是对外开放进入高水平、多层次、宽领域的15年,更是经济发展取得显著进步的15年。 

  对外开放的本质是改革,改革带来了显著的增长和发展效应。大家的研究显示 ,以1994年为基期,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就高于日本,略低于美国。所以,在加入WTO之前,中国贸易的实际开放程度就高于名义值。在加入后,没有出现预期的“狼吃羊”的场景。其原因是开放效应已经预先释放了。那么,加入WTO后是如何带来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呢?事实上,经历了15年按照国际通行规则不断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发展的软环境显著改善。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加入WTO后的良好预期,也促使其加大了来华投资力度。 

  危机是深化改革的机遇。事实上,由于长期准备、积极应对和全民参与,中国加入WTO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真正的挑战和冲击随时都会发生。使中国加入WTO后取得进步的改革效应一步都不能停,否则,就无法取得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的长期效应,最终会陷入全球化的矛盾和陷阱之中。 

  大家没有预见到加入WTO后经常项目顺差和外储余额会如此迅速地增加。没有针对巨量贬值的对外金融资产和升值的对外金融负债所导致的经济福利流失,及时采取对策,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和外向型经济战略。没有预见到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会提前进入最复杂、最严峻、最困难的挑战期。没有准确把握贸易关系的风险点、分歧点和合作点变化,未能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应对策略及早调整到国内产业政策、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常识产权保护、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国有经济部门等问题的解决上,以全面深化改革来保障自主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四、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景 

  2018年,世界在经历了史上经济复苏最缓慢的艰难岁月后,世界贸易、投资和制造业等领域的增长普遍企稳向好。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告诫说,如不能化解中长期结构性矛盾,下一次衰退将会来得更早,更难以对付。世界经济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前行需要齐心协力,分裂则会陷入长期混乱。在这个关口上,美国单方面挑起了贸易战,要用美国定义的公平贸易原则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未来发展建章立制。 

  这里引伸出三个基本问题:一是1918年以来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化到了一个历史拐点。仅仅是开放经济、市场机制、创新驱动的全球化已经很难走向未来,美国要求基于公平贸易规则的全球化,美国要永保第一,美国要再次伟大。那么,基于公平的全球化治理架构是什么?二是1918年以来美国作为领导或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不再愿意让其他国家搭便车,不再愿意为全球化承担更多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不再愿意推行国际主义。那么,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三是1918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然而,全球化治理并没有合理体现他们的利益和意志,全球化没有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平衡协调、合作共享的方向发展,而是以邻为壑、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盛行。 

  预期在2018-2035年之间,中美两个大国将始终处于非理性对抗和冲突阶段,打打停停、好好坏坏、矛盾不断。2035年之后,中美才可能进入理性对话与合作的阶段,才可能真正构建自由、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那么,2035年之前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18-2025年是中美两个大国掌控分歧和风险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风险有可能显著大于机遇。这个阶段,既不能一味迎合美国的高要价,又不能一味强调同等反制。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是关键,包括补好金融货币和国际收支、创新科技和人才、体制法治和治理这三块短板,增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中国将建成全球负责任大国、开放型经济强国和包容性发展大国。一是如何做好全球负责任大国。历史上,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化三次都陷入危机、动乱或战争。其根本原因是,全球化的三大驱动力——开放、市场和创新,都仅仅指向效率,缺少能够保障公平、平衡、安全和协调的治理机制、治理主体和治理能力。我国应该在保障公平、平衡、安全和协调的全球治理方面有所担当。二是做好全球开放型经济大国。在全球重大需求和供给、要素投入和产出关系等方面,我国会逐步赢得话语权、定价权、规则制定权和逆周期调节权,并在权力、责任和义务方面有所担当。三是做好全球包容性发展大国。“和而不同”,开放包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学问。中国愿意敬重具有不同制度、学问、宗教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和合作伙伴,创造一个各国公平参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公平分享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成果、公平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治理模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央要有权威[M].人民出版社,1993. 

  [3]隆国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对外开放40年[M].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 

  [4]卢峰.纵论开放经济与全球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张燕生.三位一体,永续之道[R].内部报告,2017. 

  [6]Zhang Shuguang,Zhang Yansheng,Wang Zhongxin.Measuring the Costs of Protection in China[R].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 

 

 

   编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张燕生  新莆京投注网站: 《中国经济报告》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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