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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研究综述——基于成就、原因、可持续性的分析(上)

2018-08-21 09:54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文章梳理了“中国奇迹”包含的成就、产生的原因以及可持续性。文章认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要加强对“中国奇迹”双面效应的研究,以系统的、整体的、历史的视角探析“中国奇迹”产生动因,注重获致“中国奇迹”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中国奇迹,改革开放,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阿坝师范学院青年规划项目“长尾理论视角下旅游目的地营销——以四川阿坝为例”(项目编号:ASB15-11);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羌族学问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7SB0002)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19782015年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08%;经济总量也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处于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国家,在面对区域和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对“中国奇迹”的研究,不论是对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方向,还是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奇迹”的成就 

  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李炳炎、向刚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快、综合国力增强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任保平、刘丽通过分析统计数据,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居民平均生活水平将达到富裕阶段,农民平均生活水平达到小康阶段。陈宗胜、任重、周云波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781991年的政治周期型发展阶段;二是19921999年快速扩张型阶段;三是2000年至今的平稳高速增长型阶段。通过三个阶段的发展,使我国经济从濒临崩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民生活水平从普遍贫困上升到总体小康水平并迈向全面小康阶段 

  经济激励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厉以宁认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股权市场的建立,以及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值得提出的三大成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打破了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来促进生产;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政府的角色逐渐转化为服务者;民营经济的兴起对解决我国就业问题提供了很大帮助,也为城市的税收做出了巨大贡献。厉以宁还认为,这三项“改革具有不可逆转性,走上这一步就不能再后退了”。林毅夫、蔡昉、李周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放权让利式的微观经营机制改革和资源配置制度改革,改进了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管理体制的放松,为非国有经济,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农村乡镇企业和城乡私人(个体)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抑制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和单纯追求产值不顾价值实现的组织与制度阻碍基本消除。同时,经济结构也得到大幅矫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得到矫正,资源配置逐渐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倾斜;二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大量农民在比较利益的诱导下,依靠自己的努力进入非农产业,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的就业结构得到了矫正;三是在对外开放方面采取的系列措施,使中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大幅度增长,内向型的国民经济结构得到了矫正;四是民间储蓄、政府、企业、居民共同积累的投资结构形成,单一依靠国家积累的投资结构得到矫正。吴敬琏认为,中国最成功的改革有三次:第一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大家的改革目标;第二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并进行了相关改革;第三是根据1997年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明确了市场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李炳炎、向刚认为,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成果显著,国有企业改革也取得了进展,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建立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对外开放成效显著;政府经济职能有所转变,宏观调控也有所成效;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初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稳步推进。总的来说,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基本框架要求,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社会全面进步,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化。经济现代化意味着结构的变化,结构的变化包含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等等在内。李炳炎、向刚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飞跃发展、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农业发展显著、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人的现代化初步显现。任保平、刘丽等认为,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加快,经济发展动力逐步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和人均环境不断优化,从而使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就业体系、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使我国现代化进程逐步加快。 

  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稳步提升。胡海峰、孙飞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分析,认为根植于中国奇迹土壤中的中国资本市场,经过20多年的洗礼和历练,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地位不断提升,已然确立在新型市场上的龙头地位。陈宗胜、任重、周云波等认为,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进程加快,贸易依存度持续提高,“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得到落实,形成了双向开放的新局面。任保平、刘丽等认为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步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王鹏认为,中国经济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突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全球金融危机”一定意义上改写了世界的经济版图,中国经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奇迹”日益得到全球的认同 

  二、“中国奇迹”的原因 

  ()政治因素 

  1.社会制度。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郑友贵认为,以人为本,谋求人的全面发展,并为此推进改革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取向。这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渗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辛向阳认为,中国发展的奇迹从政治的角度讲有三个方面的动因: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确保大家的发展有一个长远战略及实施规划、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高效的制度供给、能够使大家敏捷地捕捉到重大的发展机遇……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及其自我完善是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有效制度选择(20)。有林在《略论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中指出,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足以证明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21)。雷思海认为,在中外学者的各种观点中,“市场机制”说、“经济全球化”说、“技术转移”说、“中国运气”说等因素都为中国奇迹的发展贡献了动力,但其中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中国能够抓住机遇,以赶超先进(22)。张长明、李后生认为,“中国奇迹”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特殊的政治文明生态环境下,整合各种类型的政治学问资源和民众心里,坚持政治制度创新,达成全民族政治共识的结果(23) 

  二是奠定了平等的社会基础。姚洋认为,20世纪中国完成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各种元素混杂的五四运动,再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尽管它们在表象上具有不同的目的和意识形态追求,但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完成了中国的伟大社会革命,其结果就是一个在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下的平等社会(24)。郑永年认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如果在经济发展中,社会群体不能给予同等的机会,社会正义就难以保障……中国在这方面也有经验,在出现社会非正义的时候,能够采取有效的方法来纠正问题(25) 

  三是提供了可以稳定持续实施长远发展目标的政治制度保障。田国强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时认为,放弃阶级斗争,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总的方针也始终没有动摇过,为30多年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路线保证(26)。法国巴黎学者宋鲁郑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27)。郑友贵认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所形成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都是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文明建设有效地保障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接续实施(28) 

  2.政府因素。一是中性政府是中国政府能够采取正确经济政策和改革路径的关键因素。姚洋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采纳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改革路径,是因为它是一个中性政府。中性政府具有三个性质:一是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不代表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也不会被任何社会集团所左右;二是更关注整体利益而不是局部利益;三是更关注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姚洋认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政府在各个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其表现符合中性政府的定义;总体上做到了把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放在改革和政策制定的首要考虑位置,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日益淡化了其意识形态……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演变成了一个社会利益的协调者(29) 

  二是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是产生“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周黎安认为,把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称为“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结合了中国政府体质和经济结构的独特性质,在政府官员手中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和自由处置权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模式,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30)。倪星、君等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的地方官员治理模式呈现出“高效激励”的特征,为30多年的经济奇迹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撑(31)。钱颖一等从软预算约束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制度促进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即维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32)。王永钦、张晏等认为中国是一个实行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国家,经济的分权(特别是财政的分权)给微观行为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而政治的集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与经济分权相伴随的负面影响(33) 

  ()经济因素 

  1.产权制度和市场化改革。盛洪认为,“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来自于经济自由主义,即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经济个体之间自由自愿交易和产权界定到个体的原则形成了改革开放以后基本的制度框架,也正是这种制度框架,导致了中国经济奇迹(34)。周其仁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真正的秘诀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35)。张维迎在说明“中国奇迹”时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被公认为非常成功的改革道路,即市场化(36)。姚洋在“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他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所做的事情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来做的,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跳不出华盛顿共识(37)。厉以宁认为,30多年的改革道路,产权改革是基础,如果不从产权改革着手,就无法建立市场经济秩序……通过产权改革,建立了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使所有制的单一化走向所有制的多元化(38) 

  2.转变发展方式: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林毅夫、蔡昉、李周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的原因,而改革开放后采取的外向型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基础(39)。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是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相冲突,使重工业优先增长无法借助于市场机制得以实现。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是指要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才会具有自生能力,从而促进经济体的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40) 

  林毅夫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追求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型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且因为节约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经济转型方面的成本而取得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41)。华生、罗小朋等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其中在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42)。郭熙保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资本、技术、人力、制度和结构这五种后发优势的同时发挥,汇合成了巨大的推动力,使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近10%的高速增长(43) 

  3.劳动投入、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一是劳动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劳动数量的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配置效率的提高。蔡昉、王德文通过测算19821997年劳动力投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发现上述三个因素贡献份额分别为23.71%23.7%20.23%,在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中,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发挥了显著的作用(44)。蔡昉认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我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人口增长模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转变(45)。在这一过程中,就业人口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社会总抚养比下降,被称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劳动数量的优势,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最终会消失,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可以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46)。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技能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生产率而直接增加产出水平;另一方面还通过增强本国技术吸取能力和研发水平间接促进经济增长(47)。改革开放以后,教育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各级普通学校毕业生升学率逐年提高,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得到提高(48)。在劳动配置效率方面,郭金兴认为,在城乡分割的传统体质下,劳动力的转移受到了极大限制,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放松了相关的制度约束,使劳动人口能够较为自由地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之间流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49) 

  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保持了高储蓄率。郭金兴认为,在经济起飞阶段,中国香港、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都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与之类似的是,1978年以来,我国储蓄率平均为38.7%2002年以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至2006年已经达到50.1%。高储蓄率可以使中国在不依赖于外国的资本流入的情况下,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50)。孙红霞、迈夫认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资本相对匮乏,人均资本存量很低,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驶入了一个快车道,正是由于高的储蓄率,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过度依赖外资,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没受太大打击(51)。刘欣欣认为,居民储蓄对转型期的经济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表现为社会保障自供给效应和金融稳定效应),考虑到中国居民收入较低、信贷不发达,为应付住房、教育、耐用消费品等大额消费,不得不提前进行储蓄积累,进而呈现出储蓄—大额消费—储蓄—大额消费的行为模式,居民储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除了资本形成效应外,还有储蓄—消费转换效应(52) 

 

 

   编辑: 西南民族大学 阿坝师范学院 李治兵  新蒲京娱乐场777: 《改革与战略》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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