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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合作 ——第二十届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年会观点综述(上)

2018-03-20 09:28
 

  

    “十三五”规划为中国区域发展描绘了一幅新的蓝图: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以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这意味着中国区域空间格局正面临着重大变化,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时不我待,为此,与会专家就中国经济地理理论、原则与方向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教授作了题为“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方向与途径”的主旨报告。他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空间格局的演化分析入手,剖析了中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主要内涵和区域空间布局模式的变化特征。他指出,中国区域空间格局是中国经济地理的核心内容,形成这种格局的过程就是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过程。区域空间均衡协调演化是一个区域空间发展不平衡、但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提升的过程,在不同时期呈现“增长极模式—点轴模式—网络布局模式—经济带布局模式”的模式递进。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区域空间格局表现出三个基本特征:多支点的空间骨架逐渐形成、产业转移是区域空间变化的主导力量、宏观经济因素对空间均衡的影响逐渐加大。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新战略的实施,是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重要抓手。他从三个方面探讨了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途径,一是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加快贸易自由化;二是突破胡焕庸线,平衡区域空间的人口与经济总量疏密度;三是依托“三大支撑带”助推板块重组,实现区域空间均衡协调发展。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李小建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思考”的主旨报告。他分别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地理学科定位及政治学问环境三个角度分析经济地理学差异及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他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阶段/后工业阶段)由于关注焦点和考虑因素不同而使得经济地理学存在差别,即便是相同阶段也会由于后发优势、资源条件、世界格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国家间的机理差异。中国经济由于后发展与快速发展、阶段跨越的时空叠加,经济地理具有独特之处:在考虑区域发展时寻求经济可持续、兼顾效率和公平、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在学科定位上,西方经济地理学具有社会科学特性而中国经济地理是自然科学属性,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学问及思维也会对中国经济地理造成较大影响。他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的三个重要基点:一是反映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地理特殊事实并给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理论说明,二是基于地理学的研究框架并吸纳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三是考虑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学问传统对经济地理现象的重要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孙斌栋教授针对大国经济地理和城市化空间格局的争论,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以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表征的国家规模与国家经济地理的均衡分布正相关,验证了“经济中心的辐射半径不是无限的,大国的经济地理更倾向于多中心均衡布局”这一判断。此外,他还发现: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先极化后均衡的演化趋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及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会促进均衡的经济地理格局。他建议大国的经济地理和城市化格局应该走适度均衡发展之路,认为国家采取空间干预政策促进中国中西部发展有其合理性。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李俊博士剖析了空间的位置性、差异性、距离性以及势能性四个内在基本属性,将空间(属性)因素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按照四个视角进行区分:交通运输成本、引力场、冰山交易成本和异质性视角。在各个视角下,详细论述了空间分析的经济理论的研究历程,探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为今后理论模型的构建提供了借鉴启发,并给实证研究提供了背景支撑。 

华南师范大学桑曼乘博士认为,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区域空间结构出现了新变化,流动空间逐渐与地方空间融合,形成新的区域经济活动空间,区域经济网络化特征日益明显。在区域经济网络中,不同的网络节点可通过竞争合作使资源重新组合和再分配,产生协同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他通过拓展Lotka-volterra方程,将协同效应分解成竞争、合作、互补三个维度,建立了协同效应的动力学模型。实证结果表明,网络的增长弹性约为0.37%,公路网络和信息网络是合作协同网络,表现出了更强的合作和互补性,而城市网络是竞争协同网络,表现出了更强的竞争性,网络协同效应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 

二、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常态下的内在要求 

当前,中国经济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间的分化态势日趋明显,经济发展与环境间的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引起广泛关注,区域一体化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协调、产业分工与区域协作、区域增长要素和差异化等成为本次年会讨论的焦点。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龚维进博士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20082014年全国273个地级市的样本数据,考察了财政支出不同结构的减贫效应。他发现,财政支出对全国或分地区均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减贫效应的大小和作用机制取决于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其中,教育支出减贫效应最大。同时,邻居区域的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和交通基础设施对贫困减少也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邻居区域的收入水平,其对目标区域的减贫效应超过了财政支出不同结构减贫效应总和。这为中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提供了新的思路,即通过实现邻居区域收入水平提供的空间外溢减贫效应,来间接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石林博士等对高铁建设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作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高铁建设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分地区、分城市规模看,高铁建设显著提升了东中部城市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其中中部地区的高铁效应最高,西部地区明显小于中部地区,但其效应仍显著为正。从城市分类看,高铁建设对较大城市的影响要大于省会城市与一般地级市,这表明高铁建设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刘镇研究员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探讨内部区际贸易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分工互补的影响。他将货物发送省份列为源地,货物到达省份列为汇地,借助考虑了省份异质性特征的三维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省际贸易源地和汇地效应的大小,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源地与汇地效应整体上自东向西不断增大,且汇地效应远高于源地效应;长江经济带省际贸易表现出明显的产业间贸易,其互动性和协调性不明显,省际贸易仍具备较大的贸易潜力。他建议东部省份应优化出口结构,内陆省份则积极吸取东部产出,加强铁路设施建设,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推动市场经济法规建设和地方政府简政放权。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教授等作了题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报告。他们认为,人口迁移打破了老龄化的空间分布格局,产生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时空分布的异质性,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还不明显。随着中国完成人口转变和老龄化的深化,必须重视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负面作用,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石敏俊教授作了题为“水资源约束下城市发展转型:从效率优先到总量控制”的主旨报告。他以北京为例,探讨了城市转型与应对水资源约束的关系,利用19922012年的数据和优化的投入产出模型,揭示了北京城市发展经历了从GDP导向(1992)到用水效率优先导向(2002)再到用水总量控制导向(2012)的三个发展阶段,这是北京市应对水资源承载力硬约束的适应性策略,为城市转型路径研究提供了借鉴。 

鲁东大学商学院亓朋副教授等考察了经济增长和贸易开放等因素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地区差异。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他发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和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与生态消耗之间呈“U”型关系,存在“福利门槛”和“生态门槛”效应。贸易开放有利于社会福利提高,但也会导致生态资源消耗增加和环境污染恶化,即生态福利绩效总体效应显著为负,且此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和生态福利绩效,在超过阈值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影响由负向转为积极,从而显著改善生态消耗和环境污染。此外,收入分配不平等、产业结构以及市场化环境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改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 

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张可副教授探讨了区域一体化的环境效应及理论机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区域一体化显著促进了城市间污染排放强度的收敛,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且近年来这种减排效应更加明显。他建议,中国应利用好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和减排的双重政策红利,大力发展城市群经济,构建城市间共生互利的发展格局。 

江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孙华平副教授等以河南省为例,测算了区域能源、经济与环境三个系统的综合协调发展水平。研究发现,能源与经济基本处于协调状态,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问题将会更加突出;能源与环境、经济与环境均处于极度不协调状态,未来环境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制约。他建议从建立政策保障体系、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扶持环境友好型企业及始终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等方面实现能源、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史雅娟博士等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研究了中原城市群的分工格局演变及功能定位。他们发现:中原城市群产业结构吸纳就业的能力逐渐增强,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其他工业和其他服务业,而生产性服务业发育迟缓;中原城市群的产业发展趋同性增强,而专业化分工正在弱化。因此,他们建议构建功能互补、分工协作的城市关系,以有效支撑中原城市群区域协调发展。 

三、区域合作的途径和模式 

通过区域合作,建立区域间协调互动机制,是解决中国区域发展中多元结构不平衡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此,与会专家围绕区域合作的途径和模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部研究室主任刘勇研究员作了题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思路”的主旨报告。他从区域空间市场一体化、区域经济分工合作及区域经济政策等三个方面出发,谈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他认为,空间市场一体化主要有交通道路、信息通信、水电热气等网络型基础设施以及区域之间的制度、政策和学问历史的一体化;区域经济分工合作即依托各级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体系,构成宏观区域、综合经济区、省区经济、特色经济区和基本经济区等“二实三虚”五个层次的区域分工合作体系;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逻辑是抓重点发展区域(发展条件优越的地区和国家重点支撑发展的地区)、促进特殊发展区域(“问题地区”、海洋开发区、主体功能区等)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杨龙教授等以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机制为例,探讨了省际交界地带区域合作的政策创新。经过30年的发展,自发组成的黄河金三角区域已形成紧密合作机制,除已成熟的联席实行会议制度外,区域合作推进的策略也十分得当,主动发起并积极争取中央支撑设立国家级功能区。在国家级区域合作规划中提出“次区域”的空间设计;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提出四层级的区域协调机制。这些合作策略可为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提供一定的借鉴引导。 

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王娟娟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区域以互补性地缘经济关系为主导,在国内横跨了西北、东北、西南、东部、中部等多个地区,在中国“一带一路”重点区域,地理位置毗邻的地区进行产业合作的可能性较大,唯有以产业合作为纽带,才能切实落实地缘经济互补性。 

山西财经大学资源型经济转型协同创新中心郭淑芬教授等认为,山西应借助融入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的机会窗口,加快对接京津冀产业转移,推进产业转型。她通过产业集聚指数和构建产业引力模型,确定了山西最可能承接的京津冀转移产业主要包括: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通过找准功能定位、加强政府引导、探索能源创新、选准资本投入方向、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等,实现山西与京津冀协同合作发展。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杨英教授等认为珠三角地域和粤东西北地区区域产业共建和新经济增长极培育是广东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将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发展纳入广东省新产业体系,多圈层推进区域产业共建及新经济增长极建设,“量身定做”优化产业共建及新经济增长极的投资环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白永亮副教授在交通可达性视角下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网络中的中介程度较高,城市之间资源交换的程度较好,然而行政藩篱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他建议重点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内城市之间的直接联系。 

广西大学商学院孟祥宁博士等从技术外部性视角,采用泛北部湾各国19902014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开放经济合作战略。研究结果表明,泛北部湾国家主要通过模仿和学习中国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进口产品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相比FDI,中国与泛北部湾国家的进口贸易更能促进泛北部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他认为,中国在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应着重扩大技术正外部性,根据国家间技术水平差异采取相应的技术、经济合作战略。与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合作时,充分发挥技术中转站作用,树立技术拓市场的战略思维;与技术水平较高的国家合作时,应扩大技术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重视市场换技术战略;与技术水平相近的国家合作时,应多元化技术合作模式并深化政府全方位合作,承担起提供国际技术服务的角色。 

   编辑: 王苏生 胡王江 付波航  新蒲京娱乐场777: 《区域经济评论》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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