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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期风险防范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8-03-07 09:41

  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实现“双重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发展转型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转型期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中等收入陷阱”危害性强,会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冲击。转型期风险多发、防范能力不足,可能成为发展落入陷阱的诱导因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加强对经济失速、老龄化和产业空心化等风险的防范。为防范系统性风险,要研究和建立重大危机的预警、应对机制,要有效释放局部风险并隔离不同类型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此外,还应通过深化改革,利用速度优势和制度红利化解发展中的经济社会风险。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风险防范 

  经济转型期风险多发,既需要面对高增长时期累积的存量风险,又需要面对结构调整带来的增量风险;既需要面对内部经济风险,又需要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国际经济波动等外部风险;既需要面对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风险,又需要面对实体经济增速回落、老龄化、产业空心化等风险。当前,转型期风险防范重点在于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我国人均GDP超过8800美金,预计2025年前后我国有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而脱离中等收入陷阱威胁。成功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实现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者在时间节点上大致相近,内在机制上也相互统一。需要在转型期大背景下,正确认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转型期最重要的挑战 

  进入转型期,经济社会运行面临各类风险,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其中危害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风险,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冲击。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起飞”的负向映射,是经济社会系统发展状态的严重倒退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追赶进程的中断,是与“起飞”相对应的另一种经济社会组织状态。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周期,也不同于普通的需求或供给冲击,它是“持续高增长阶段”的非正常结束。如果从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意义上看,除“中等收入陷阱”外,还存在“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但这三者具有不同特点和经济社会危害。 

  在低收入阶段,经济社会并未进入“起飞”状态,长期停留于低水平均衡的传统社会中。此时,虽然也处于发展陷阱,但经济社会结构简单,矛盾并不突出。另一方面,落入“高收入陷阱”的国家后发优势已得到充分释放,经济社会成熟度高、财富存量大,应对经济失速和社会冲突的资源充裕、制度健全。比如,日本经济在高增长结束后长期徘徊在1%甚至负增长的水平。虽然有“失去的十年”等种种说法,但其社会总体稳定,居民生活水平未出现明显滑坡。日本的这种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平均水平,但由于所处阶段不同,风险表现和危害则完全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高增长期不平衡的经济社会结构因为增长停滞而被固化下来,打破发展僵局,重启高增长的难度很大。此种情况往往造成经济金融危机,并引起社会动荡,政权变更。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将对我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严重阻碍 

  在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处于一种自我持续增长的稳态,资源不断投入与再生,结构不断调整和更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从上述稳态转向低水平均衡状态,资源闲置、结构优化停滞。从国际经验看,一旦落入此类低水平均衡,就难以重新启动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 

  1.依赖持续高增长调整的利益关系被固化,社会矛盾凸显、改革共识破灭。高增长时期的典型特征是结构快速变化,相对利益在不同部门间经常调整。从中国经验看,许多行业都经历过雇员收入与社会平均水平差距拉大、赶上、最终超越的过程。部门利益非均衡分布的现象,在持续增长过程中通过结构调整是可以解决的。这种调整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发展速度保证的。一旦增长停滞,扭曲的利益格局不能通过快速发展得到缓解,利益分配不公被固化,将引起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2.产业前后向联系的链条中断后,再次启动难度较大。高增长时期,通过压低某些部门的产品价格,可促进目标行业高速增长。当目标行业具备相当竞争力后,可将这些部门的价格调整到市场化的水平。比如,通过商品和住宅用地补贴工业用地价格,支撑外贸部门发展,可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但是,如果非均衡增长模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链条非正常结束,将会固化价格扭曲,并且难以再次启动增长。 

  3.国际竞争中贸易与投资机会存在累积因果关系,增长热点地区转换后,难以再次恢复。对外开放进程中,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每年还继续吸引新投资。增长停滞后,一方面新增资金会投向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存量资金也会撤离,并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这种场景下,与我国发展形成竞争关系的东南亚、印度等国,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热点,从而吸取全球优质投资项目,造成我国发展机会丧失。 

  4.经济转型升级在人力和技术供给方面都存在时间窗口,长期停滞后,再次启动追赶的难度很大。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老龄化影响开始显现,转型升级需要的人力和资金保障能力变弱。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结构的不利影响将更加突出。当前,技术创新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引进先进技术,需要有一定的吸取能力。经济快速成长,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都对技术引进和吸取带来便利。同时,技术研究和应用有一定的顶端效应,走在前列的企业在“卡位”和塑造产业生态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失去当前技术扩散的机遇期,将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的影响。 

  二、转型期风险多发、防范化解能力存在不足 

  ()转型期风险多发、形成机制复杂 

  经济转型期既包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意味着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此特点决定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独特的挑战和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在发展中会累积各种风险。市场经济自身会积累经济社会风险,主要的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公使得社会层级分化、矛盾累积;市场的盲目性、非理性使得经济危机周期性暴发等。正是由于面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才需要政府介入,并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在效率和公平、经济和社会发展间取得平衡。 

  2.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可能带来风险。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介入经济运行过多,造成生产效率低下,投资决策失误等严重问题。虽然经过多年市场经济建设,但我国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依然较深,对基础经济领域的干预仍然较强。如不能正确把握调控力度和干预深度,可能会引起生产效率低下,经济风险累积。 

  3.转型升级过程中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节奏把握不好可能带来风险。经济增速下降本质上是由于原有体制不能适应供需基本条件的变化。通过改革破除旧体制约束,释放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是转型升级的核心工作。改革在打破原有利益格局的同时可能会带来社会风险。改革步伐把握不好可能会引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比如,韩国过早放开资本项目管制是其遭遇1997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4.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和社会风险凸显。高增长时期,效益和财政收入快速增加,掩盖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当增速下降时,潜在矛盾开始显现。比如财政收支不平衡、银行不良贷款快速显现。经济增速下降后,资产价值重估、过剩产能退出也将带来众多风险。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民众对社会公平和正义以及自身权力保障要求提高,增大了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局部社会风险可能借助社交媒体蔓延,扩展到更大范围。 

  此外,经济增速下行、杠杆率提高,对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有所下降。经济增速下行、增长预期恶化,企业和政府负债水平提高。当前又需面临保护主义、美金加息等广泛的外部冲击。外部风险传导到内部,引起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加大。 

  ()转型期风险化解、防范能力较弱 

  转型期风险因素增加,但是由于制度不完善、经济增速下降,处置化解风险的能力相对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制度不完善,风险防范和自我稳定机制不健全。经济运行中风险防范的机制不全,比如评级机制不发达,征信系统不健全,保险深度和密度较低、期货市场不发达,汇率波动的对冲机制不完善。另一方面,市场的自我稳定机制力量较弱。比如,税收稳定器机制不完善,房地产税对房地产价格调节机制不健全。再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可能在局部领域还助长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二是政府防范化解风险的制度建设和财力不足。高速增长时期,政府职能主要集中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上,社会管理能力相对薄弱。危机多发期,政府在防范和化解风险时制度困境较为明显。经济增速下降后,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同时下降,而社会保障支出快速上升,政府化解社会和经济风险的财力相对下降。 

  三是增长预期转变,增加了风险发生可能性,提高了政府防范化解风险的成本。增长预期转变对国内外经济主体行为带来广泛影响,增加了政府防范风险的成本。比如,由于对人民币存在贬值预期,外汇储备流失较快,对国际收入平衡带来较大冲击;由于中长期增长预期改变,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都有所上升。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体经济面临的三个重要风险 

  不同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对的增长环境和条件不同,风险挑战也会不同。当前,我国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金融风险多发,实体经济面临多种挑战,其中经济失速、人口老龄化和产业空心化成为重要风险点。 

  ()经济失速是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关键环节 

  我国面临经济、社会、外部冲击等多种风险。从风险间相互激发与传导的视角看,经济增速变化是最重要的渠道。比如房地产风险带来经济增速下降后,可能会对地方财政的可持续性带来冲击,使其在应对社会问题时资金动员能力下降。而收入分配等社会问题如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会影响到经济增长,进而影响企业盈利能力,推高负债率和风险。经济增长失速既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风险相互扩散的重要渠道,也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风险相互扩散的重要渠道,同时还是外部风险向内部扩散的渠道。 

  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关键点是将经济增速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实现此目标有现实需要也具备可操作性。从生产要素看,政府控制着土地等重要经济资源,其投入节奏会对经济增速带来重要影响;从负债情况看,地方政府债务较高但中央政府仍有提高债务率的空间,可以通过债务转移调节经济增速。 

  ()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带来冲击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更多源于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经济社会体制间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矛盾。这种冲击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有中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最为直接的冲击就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而间接的冲击则涉及生产率、储蓄和投资、财政和社会保障系统、医疗和养老服务、货币金融体系等各个方面(见图1) 

   

  1  人口老龄化风险的传递渠道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RC-CGE模型)计算,人口老龄化加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快的下滑。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与假设人口年龄结构不变相比,未来35年间人口老龄化加重情景下经济增长的速度年均要低0.7个百分点左右(2) 

   

  2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注:基准情景相对对照情景的变化,单位为百分点。 

  导致此影响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的供给数量更快地下滑。由于老龄化加剧,到2050年劳动力供给数量将下降接近20%,未来35年劳动力供给下滑的速度年均将加快0.6个百分点。由此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年均放慢0.3个百分点左右。二是人口老龄化导致居民储蓄能力下降。三是人口老龄化导致政府的相关支出增加。第二、第二方面叠加的结果是,人口老龄化加重情景下2050年投资率将低8个百分点以上。由此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年均放慢0.4个百分点左右。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加重的主要风险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更快下滑和政府财政可持续的风险。 

  ()产业“空心化”将带来基础性风险冲击 

  产业“空心化”往往是转型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遭遇的一项重要风险。主要表现为面临“双重挤压”:一方面国内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较快上升使得低端产业面临其他发展较为落后国家的竞争压力,如果升级不畅将面临低端产业过快转移至其他落后国家;另一方面创新能力的不足使得中高端产业的发展面临发达国家维护自身市场的压力,如果不能及时培育自身的创新发展能力,向中高端产业升级也将受挫。短期来看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就业压力,长期来看更多面临经济失速风险。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RC-CGE模型)测算。如果假设产业空心化情景下未来15年出口的增速比基准情景下放慢一半,通过模拟可以发现,与基准情景相比,未来15年经济增长的速度年均将放慢0.5个百分点左右。另外,在产业空心化情况下,经济还会面临持续通缩风险。 

  四、有效防范化解转型期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经过近40年的高增长,企业预期整体乐观,习惯将问题后延,风险处置往往不彻底,地方政府对转型升级困难估计往往不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强化风险意识,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研究和建立重大危机的预警、应对机制。风险多发期,风险应对能力下降,需要加强危机的预警、应对机制建设。针对经济、金融、社会领域的可能风险点,评估其危害和扩散路径,建立应对机制。特别是要加强对银行不良贷款、房地产存量等关键数据的统计工作,为科学判断风险,设立应对预案建立基础条件。 

  2.有效释放局部风险,防止系统性风险爆发。风险累积是特定历史时期不可避免的代价,应对风险应把握节奏,通过时间换取空间。防止风险继续扩张的同时,不主动刺破泡沫,引导其逐步释放。针对房地产、过剩产能、金融等风险突出的领域,应研究相关机制,防止风险继续累积,缓释既有风险,建立局部风险的减压阀。 

  3.隔离不同类型风险,防止相互触发和共振。研究风险相互传递机制,在经济、金融、社会风险之间建立防火墙。重点可放在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加强金融体系监管等领域。未来几年将是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高发期,需要重点关注贸易保护主义、美金加息可能触发的风险,防止国外的风险向国内蔓延。 

  4.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爆发。各类不同风险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主要渠道是经济失速。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在促进经济稳定、促进经济转型、防范经济金融风险间取得平衡。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外部冲击情况,提高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5.通过深化改革,利用速度优势和制度红利化解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一,深化改革是培育增长新动力的核心环节,改革不到位,中高速难以稳定,也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门槛。其二,深化改革是直接化解相关风险的重要手段。当前需加强推进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其三,深化改革是从根本上防止风险累积的主要手段。应加快房地产领域的改革,使其回归居住本源,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降低经济杠杆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转型期的风险防范与应对”课题组 

  课题总负责人:李伟 

  课题实行负责人:王一鸣 

  参加:张军扩  张来明  隆国强  余斌 

  课题协调人:张承惠 

  专题负责人:吴振宇 

  执笔:吴振宇 何建武 

 

 

   编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转型期的风险防范与应对”课题组(执笔:吴振宇 何建武)  新蒲京娱乐场777: 国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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